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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02-1920，童年和中学

　　1902年，卡尔·罗杰斯生于芝加哥近郊的橡树公园。六个孩子（其中五个男孩）中，他排行老四。他父母亲的家族约于17世纪就横越大西洋来到美国。因此，罗杰斯可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，一位本土的美国心理学家。

　　罗杰斯的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，不准喝酒、不准跳舞、不准玩牌、不准看电影，社交活动也很少。但这个家庭成员之间非常亲密，这是一个充满“爱”的环境，父母对子女的幸福十分关注。不过，罗杰斯似乎并不太喜欢这样的环境。

　　罗杰斯从小身体健康状况不太好，个性也有些多愁善感。他是一个比较孤独寂寞的小孩，于是，阅读渐渐成了他整个生活的重心。无论知识与能力，同龄的小朋友都无法望其项背。

　　1914年，罗杰斯12岁时，全家搬至芝加哥以西三十里的一个很大的农庄。一来，其父瓦特满足了自己想拥有一座农庄的愿望；二来，可以让青春期的儿女避免繁华都市的诱惑。罗杰斯本人比较相信父亲的第二个动机。

　　整个中学阶段，罗杰斯的交友纪录几乎为零。直至高中毕业，他总共才有过两次约会的记录。不过，农庄的生活给了罗杰斯对农业科学进行实验的机会——他对飞蛾与鸡群都深入了解了一番，并且也从中得到了满足与乐趣。是的，他学会了匹配对照组与实验组，以研究哪种食物对肉产量或奶产量产生了影响。当然，他还可能从那些农作物身上看到了自我实现的倾向。

　　1920-1928，自由的大学

　　也许，正是农庄的生活，使罗杰斯上大学时选择了康斯威辛大学的农学院。不过，后来（大概是第二学年快结束时）他又强烈地想成为一名基督教牧师，但他决定先学历史作为铺垫。1924年，他毕业于康斯威辛大学历史系。同年，进入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（研究生），但在神学院不久，罗杰斯就发现对别人传道20分钟，对他来说实在很困难，更不要说像别人那样一讲就是40分钟。这恐怕与他后来主张“非指导性”治疗不无关系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　　1922年，在罗杰斯大三的时候，他与11名学生一起，被选中到中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会议。这一趟东方之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确实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。

　　从中国回来之后，罗杰斯就与女朋友海伦订婚了，并且在大学一毕业，1924年8月，他们就举办了婚礼。看来，与青梅竹马的海伦的暂时分离以及爱意浓浓的鸿雁传书，对他们之间爱情的发展提供了无比的助益。

　　当然，这趟中国之旅的作用还不止于此。长达6个月的旅程使罗杰斯有机会与世界各地、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，彼此切磋、交流心得。这也使他体会到，同样诚恳和诚实的人，可能对宗教抱持非常不同的信仰。因此，他对父母灌输的宗教观点产生了质疑，并对上帝产生了新的体认，更加追求灵魂、智慧和情绪上的独立与自由。这对罗杰斯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其核心理念：共情、无条件积极接纳和真诚一致，都不难在此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
　　在神学院的第二年，罗杰斯的志向又有了明显的转变——他横穿马路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上心理学的课。在此，他接触到了丽塔·霍林沃斯的临床心理学，正是在她的指导下，罗杰斯得以实际接触心理障碍的儿童。此外，威廉·克伯屈（约翰·杜威的得意门生）的教育心理学对他亦有同样重要的影响。在师范学院，罗杰斯立志成为一名心理学家，偏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，期望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官僚武断作风做一番改革。

　　1926年，罗杰斯进入师范学院开始攻读临床和教育心理学，同年，他初为人父，他们给第一个爱的结晶取名为大卫·罗杰斯，并决定按照华生的行为心理学守则来养育孩子。不过，后来罗杰斯曾表示，多亏海伦常识丰富、善尽母职，否则这种表面上充满智慧的育儿方式，实际上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。

　　在师范学院时，罗杰斯申请到一份研究基金的赞助，去刚成立不久的儿童辅导研究所做实习医师。1927—1928年间，罗杰斯在研究所里见到临床学家比较偏重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，这与师范学院流行的严格、科学、客观和统计学的观点存在巨大冲突。后来，罗杰斯说道，他所受的教育是逻辑实证主义的，他十分尊重这种科学的方法；而主观的存在主义思想又根植于他内心，这与他的治疗经验十分契合。罗杰斯的一生似乎没有停止过试图协调这种冲突。

　　这从罗杰斯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来：1955年，45岁的罗杰斯写了《人还是科学：一个哲学问题》一文，他说这篇文章纯粹是为自己写的，没有想过拿去发表或别的目的，要的是澄清自己心中日益增长的困惑与冲突；1968年，66岁的罗杰斯写了《关于当前行为科学假设的一些想法》，提倡行为科学应该开始寻求更适合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途径，而不是遵循典型的“科学的”研究方法；1985年，83岁的他写了《走向更人性化的科学》，他描述了一些近年来发展和提出的更适合于人的科学的新模式，终于见证了行为科学中一股新的科学活动浪潮的出现。

　　1928-1939，罗切斯特

　　实习期末，尽管还未获得博士学位，但罗杰斯找到了一份工作。1928年春，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，受雇于纽约罗切斯特的儿童预防虐待协会，在儿童研究部门上班。这份工作薪水不高，学术前途也不明朗，但是，当罗杰斯接受工作时还是非常兴奋，这主要出于他当时养家糊口的需要和自身的职业兴趣。

　　罗杰斯在罗切斯特一待就是12年，这12年对他来说意义重大。至少在前8年，罗杰斯完全沉浸于心理服务实践，为法庭和福利机构送来的罪犯和贫困儿童进行诊断并制定计划，还常常进行治疗面谈。罗杰斯不得不考虑，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当事人。昔日所学的各种理论已经跟不上实际的需要，罗杰斯必须不断地学习与创新。他说，衡量治疗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任何方法的唯一标准就是：“它起作用吗？它有效吗？”

　　在罗切斯特期间，罗杰斯开始相信当事人具有自我引导的能力。特别是，当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向罗杰斯讨教如何教育调皮的儿子，结果却失败之后，这位母亲开始滔滔不绝地倾诉她自己的婚姻问题，然后真正的治疗开始了。这时，罗杰斯明白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创伤的哪里，该走向哪里，哪些问题是关键，哪些经验被深深地掩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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